修行要找『明師』，明師不一定是有名的名師，名師也不一定都是明師。

明師是光明磊落的師父，他們往往是腳踏實地、實實在在、實至而名歸；不會刻意造勢、打知名度、自我吹噓。

真正的明師對佛法的知見，必然下過很多的功夫，花過很長的時間；在修行方面，不論他們是專攻那一個法門，必定曾經身體力行，實修實證，也曾追隨過一位乃至幾位高明的師父，在明師座下擔任過數年的侍者或學生，接受指導；自己具備了自修的能力，建立了堅定的信心後，又去修行一段時間，直到因緣成熟，才可以走入人群，廣度眾生。

如果因緣不成熟的話，也沒有關係，自己再繼續修行，努力不懈、精進不怠。也就是說『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』。

像這種明師，對佛法有非常深入的認識，對修行有非常深刻的體驗，懂得教導別人修行的方法，指導別人研究佛理的方便，故而能夠利益眾生。這才算是明師。

也有一些人自己修持非常好，但是口才不好，也欠缺教導別人修行的技巧，這類人也可能是明師。學生和老師在一起，觀察老師的言行舉止和生活動靜，本身就是身教，從身教中得到益處，這也是明師的一種。

做為一位明師，人格的平實穩定、明朗慈悲最重要，如果情緒化，多樣性，故作神秘，使人覺得莫測高深，即使在某一時間會幫到你一些忙，可是，他經常讓你覺得捉摸不定，有依賴感、又有恐懼感，既會使你有些安全、又讓你覺得困擾。這樣的老師就有問題了。

其次，自己多瞭解佛法，以正確的因果觀及因緣觀作為基本原則，也有助於考察他是不是一位明師，要不然僅以對方有名就盲從，擁有許多徒眾就信服，也可能得到負面的效果。

明師難求，必須有福報、有智慧才能找到明師，並且從師父那裡得到解決人生困境的方法。因此，學習任何法門都應該選擇有專精獨到功力的明師，不論做學問、學藝和學佛，其道理都是相通的。雖然明師未必出於明師之門，明師門下也未必出高徒，但是追隨明師，至少不會指錯方向，教錯要領，實要比所謂『以盲引盲』來得安全。如在《華嚴經》中，善財童子參訪五十三位大善知識的方式，就是通過一位介紹一位，形成了五十三位的連鎖關係。他們人人都是明師，因此，善財童子絕不是病急亂投醫似地盲目拜師。

世間任何時代都有許多自稱為一代宗師的人物，他們妖言惑眾，顛倒黑白，混淆視聽，廣收徒眾以虛張聲勢，如果不加明辨，即很可能以有名的邪師為明師。因為那些邪師對社會人心有誤導作用，使人間產生更多的紛擾不平衡、困惑不安定；因此跟他們學習某些邪法、邪說和邪術，不僅不能開拓人生境界，反而會為自己帶來身心的傷害，家庭的失和。

從佛法的立場說，邪與正、暗與明的標準，都在於自我中心的考察，如帶有強烈貪瞋習性的人，一定不是明師；又如雖然表現仁慈，和顏悅色、道貌岸然，但倘有憍、狂、慢等氣質的人，也一定不是明師。找明師有四個要點，稱為「四依法」。

第一、依法不依人：明師不以自我為中心，也不以特定的某一個人為權威，是以共同的原則、規律為依準。佛教的法就是因緣法、因果法，因為因果是要我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；因緣是教我們對一切的現象不起貪瞋等執著心。

第二、依義不依語：凡是真正的法則，一定是放諸四海皆準，古往今來皆同的，不會因民族、地區、文化等背景的不同而有差別。如果說有宗教上的禁忌，或有語言上的神秘，便都不是正法。

第三、依智不依識：智是聖人的智慧，乃從無我的大智、同體的大悲中產生。因此，凡含有自我中心，不論為己為人，乃至於為一切眾生，或者為求成就無上的佛道，不論是大我、小我、梵我和神我，個別的我與全體的我，都不能產生真正的智慧，因此仍屬於知識及認識的範圍。知識是從自我的學習經驗中產生分別、記憶、推理等的作用；而智慧則只有客觀的現象，沒有主觀的中心；只有運作的功能，沒有主體的中心。

第四、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：了義是無法可說、無法可執、無法可學、無法可修，也無法可證。不為什麼，也沒有什麼，只是照樣地吃飯、穿衣、過生活、自利利他、精進不懈。

此外，孔子說的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意思是一般大眾，懂得越少，就越能專心一意地照著老師所教的簡單方法，一門深入，專精修行，並獲得益處。所以知識程度低的人，甚至沒讀過書的文盲，並非就不能得到佛法的大受用，例如：六祖惠能，傳說中他是沒有讀過書的砍柴人，最後卻成了中國禪宗史上的第六代祖師。

不過據《六祖壇經》的內容和學者們的考察看來，惠能大師雖不是一位學者，若說他目不識丁，則不可能。因為，從印度佛教的釋迦世尊開始，傳承以至中國的歷代祖師，都是博通五明、內外學問的知識分子和大學問家。

由於上上等人，不須教育，不須文化，而是自然天成，一通百通；他們能夠掌握根本的理，以貫通全體的事，不是從瑣碎的萬事萬物各別認知中見其統一的理。學法是明理而窮本，學佛是見性而成佛，當然不需知識和學問；可是見性和悟後，為了利益眾生的方便，必須通達經教，充實知識，做為利生的工具。

而中上等人及中下等人，必須依據經教，參訪明師，才有修行的依準和學習的方向，否則，便會成為盲修瞎鍊。在未見明師之前，或者見到了明師之後，都需要經教的根據，才能夠抉擇明師之真假。如果順乎經教，深入法理，洞明法義，那是真的明師。如僅以自我的臆測和修持中的感應、經驗來自由地解釋經教而譭謗正統歷代諸大祖師及三寶的人，即為邪師而非明師。這是由於下下等人，不知發問，只知照著去做；但是對於能夠發問，而且經常需要幫助人家學佛、信佛、念佛的人，如果也是對於經教法義一無所知，怎麼能夠產生勸化的力量？否則，就是以盲引盲，盲修瞎鍊，邪正不分，心態不明，目的不純，怎麼能夠自利利他呢？若有人還不知如何選擇明師的話，應先深入經教，確認佛法，再去訪求明師，做畫龍點睛式的幫助，如果一無所知，而去參訪明師，就你而言，他還是一為普通的凡人；若是已深通經教，縱然未見明師，也不會誤入歧途；並且既已掌握方向，雖無法一時將無明的黑漆桶頓時兜底打通，比較起來，還是安全的。因為佛教的本質是崇尚智慧的，智慧是修學佛法的目的。

依據大小乘經論所介紹的智與慧，「智」有世間智與出世間智，世間的知識以及世間的聰明才智，都以「我」為中心，不論是個體的小我或全體的大我，都未脫離我執煩惱，所以名為世間有漏智。唯有超越了自我中心的一切心理或精神的運作稱為出世間的無漏智。開悟即是無漏智的功能顯現，開悟時對自己斷煩惱、除執著，開悟後對眾生施法雨，濟苦難。自度度人而又自知自覺，無我亦無眾生。

至於「慧」共有三等，稱為聞、思、修的三慧。1.聞慧是依聽聞佛法，閱讀佛教經論，理解佛法所說的道理和修行的原則。2.思慧是依所聞的慧解，如法修行，一邊仍依經教，一邊已從修行過程獲得體驗。3.修慧是從思慧更進一步，不依經教，大用現前，然其終亦不會與經教相違。

固然有人是從知解而信仰而實踐，但也有著更多人的信佛學佛並沒有經過知解（教義）的考驗，但由信願行的實踐，也可以達到應達的目的，信願行的本身，卻不一定要有慧解的支持，因此，不懂教義或者也無能接受教義的人們，同樣可以信佛學佛，他們雖不懂教義，卻也同樣能夠得到宗教信仰的實益，比如淨土的行者，雖是上中下三根兼備，其中不乏飽學之士，再如中國的禪宗，主張「不立文字」，他們不需要繁複的知識，因他們能從篤行之中，自然見到慧光，那就叫作開悟。正因如此，所以禪宗高僧的語錄，無一字不是智慧的結晶。

因此，初學佛法的人，應當多聽具有正知正見的法師和居士說法，多閱正統佛教的現代著作，同時加上因解起修，便是入佛門，開啟智慧的最佳途徑。

至於誰是具有正知正見的法師和居士，當以人的立場及理性的角度來判斷，如果老是說神話，說鬼話的人，常常表演神通、蠱弄神秘的人，自稱是聖、是佛、是神、是菩薩的人，運用扶乩引鬼、啟靈降神等靈媒型態的人，縱然也用佛經、佛語，實則都是附佛法外道。

佛教徒的學佛目的，是在以智慧及慈悲來自利利他，而不是以怪力亂神及稱聖稱佛來迷惑眾生。智慧必然是合乎因緣關念及因果觀念的，必然是合情合理的。慈悲的表現，不在於討好慇勤，乃在於感謝恩人，原諒仇人，幫助苦人，救濟窮人，調伏狂人，啟導愚人，感化惡人，鼓勵善人，警策懶人，醒覺迷人。那便是以全心關懷一切眾生的菩薩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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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的各宗各派，都是由於學佛者的根性及時代環境的不同而產生。所以如果站在佛教的根本立場上說，宗派是多餘的，如果執一非全，那不唯是學佛者個人的損失，更是整個佛教的不幸。

佛教的內容，無所不包，雖不即是科學，但不違背科學；雖不即是哲學，但卻超乎哲學；雖不即是文學，但卻確有文學；雖不即是美學，但已創化了美學；雖不即是宗教，但也不缺宗教的素質。

因此，我們修學佛法，最好是選擇近於自己根性或興趣的，作為入門的方便。在中國的大乘八宗之中，唯識近於科學，三論近於哲學，華嚴及天臺近於文學，真言及淨土近於美學，禪宗是佛法的重心，太虛大師說：「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」，任何一宗，均可匯歸禪的精神；至於律宗，乃是整個佛教的基礎，它對佛教的重要性來說，正像六法全書對於中華民國，所以律宗應該遍屬於各宗，至於宗教的素質，乃是各宗皆備的。

但從大致上說，在民間仍以禪淨二脈的影響力較大，在學術界則以唯識的影響力較大。密宗雖也盛行，但是非常混亂。

最值一提的，是太虛大師及其門下，他們不再拘泥於某宗某派，而是直從佛法的根本精神上，統看各宗各派，打破門戶界限，還歸各宗的本來地位。太虛大師以法界圓覺為最圓滿，印順法師則以性空唯名為最究竟。

事實上，不管你叫它甚麼名字或放在甚麼地方，玫瑰花總是一樣地香。古今諸大德的左判右攝，乃是為了使人更加明白佛法的內容和研究的系統與方法，若要修學，凡是走上了路，「法法皆通涅槃城」。因為，佛法只有淺深偏圓之別，而沒有好壞是非之分；淺的是深的基礎，深是淺的進展；偏的是的圓的部份，圓的是偏的全體。然從研究上說，必須脈絡分明，所以要左判右攝。

因此，博覽群籍是學問的基礎，一門深入是學問的造詣。如果僅是博大而不精深，不能成為學問，只能算是常識，而若不能在任何專門的範疇中出類拔萃，就不能夠見其成就和獨到的特色，那不是專家，而是一般的通才。尤其佛教的三藏聖典浩如煙海，即使盡畢生之力，也無法盡學其精奧。因此，學佛之人探究經論是有選擇的：在初入門時，可以從概論的書籍及通論和通史性的著作著手，而後即應該有所選擇，依據個人心向、興趣，從事某一部經和某些相關的經，某一部論和某幾部相關的論，某一部律和相關的律書，如此盡一生之力，學習、修持、研究、弘揚，就可以成為一代大師，然而目前對於一般的佛教徒來說，最迫切需要知道的所謂「一門深入」，是在於宗教經驗、修持法門，以及善知識的選擇和追隨上。因為一般人不知道自己適合修行那一宗派或那一些法門。在顯教方面，幾位知名的僧俗大德，都可足以使得那些患得患失、見異思遷、淺嚐即止的人，處處參學，常常變更他們的老師。時至今日又有某些沒有師承的密教，以及民間信仰的鬼神教徒自稱上師、自立活佛，而他們也都有一套自圓其說、自成其理、自創其法的宣傳，一般沒有佛學基礎的人，在對修持方法和修行急效有所要求下，也不免處處摸索，見一樣學一樣，結果很可能遭致精神錯亂、心理失常、生活失調等下場，而與社會脫節，變成家庭和社會的負擔，這是非常遺憾的事。

因此，我們主張要一門深入，如果你已認定所學的是正統的佛法、正信的佛教，只要沒有發生副作用，不論念佛、參禪、持咒，在正常心態下，日積月累不斷的修持，都必定會有成效可見。切莫求好奇心的滿足、官能的刺激和思想的激盪，應該以平常心去修學佛法的正常道，也就是合理的、人本的、自力的、清淨的、利他的，最多加上佛力救濟，以求臨終往生佛國淨土，就夠了。

嚴格地說，中國人是雜修的佛教。例如：為了求現生的健康、長壽、消災、免難而持誦《普門品》、《藥師經》、《大悲咒》或念觀世音菩薩及藥師佛聖號；若為求西方的未來利益，便誦《阿彌陀經》，並念阿彌陀佛聖號；若為消除病障、業障，則多半誦持觀音靈感真言、白衣大士神咒或者禮拜《水懺》、《梁皇懺》等；如果為了超度先亡、親友，則念《地藏經》、往生咒、放燄口、放蒙山等。類似的修行方式，既是顯教，也混有密教的形式與意味；既是修西方淨土，也修東方淨土。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，為了不同的目的，就可能用不同的法門。

其實，佛法貴在一門深入，不論用顯、用密，誦經、持咒、作觀、禮懺，或念任何一佛、一菩薩的聖號，修任一法門，只要持之以恆，就有感應，即能達成修持的目的。也就是說，念阿彌陀佛能往生西方，念觀世音菩薩也能往生西方；念觀世音菩薩能消災免難，念阿彌陀佛也能消災免難；作觀能夠入定、開智慧、持名念佛和念菩薩聖號，也能入定而開智慧。

如果修淨土法門的人，能夠專精念佛，抱定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字洪名，就能得現生利益，也能於臨終時受到彌陀接引；有難的免難，有災的消災，有障的除障，愚癡的增長智慧，煩惱的減少魔障。如果是學禪的人，但能報定一句話頭、一個公案、一種現行的方法，就能既得現在利益，又得未來利益，如果願生淨土，也能夠必定往生。

古來有人專門持誦《金剛經》或《法華經》幾千部甚至幾萬部，專門禮佛幾百萬拜，持咒幾百萬遍；像永明延壽禪師，每天持阿彌陀佛聖號，乃至作息、飲食、大小便利、睡眠的時候，都不間斷，叫精進專修。在家居士的早晚課誦，能誦就可，專持某一聖號，專誦某一經典，專禮某一部經，專拜某一佛菩薩，都可以稱為專修，也都可以達成所有的修行願望和目的。或則也可以，每日持誦幾種不同的經咒、聖號和讚偈，但是，切忌今天學顯教，明天改修密教；早晨求生東方，晚上又求生西方。

至於個人自修和集體共修有什麼不同？常聽說「寧在大廟睡覺，不在小廟辦道」，也就是說個人修行不同於集體修行，在明師指導下修行和無師自修，更是大不相同。

個人修行，應該是在已經懂得了修行的方法和修行的道理之後，而且也要知道如何來解決修行過程中，所發生的身心及知見上的疑難和困擾等問題，否則不但無法得益，相反地很可能受害。特別是修行禪定，精進勇猛的話，會有種種的禪病和魔障發生，那就是包括生理和心理的反常變化。所以，初學的人，不宜單獨修行。

再說，個人修行很容易成為冷熱不均，忽而勇猛精進，忽而懈怠放逸，乃因為無人約束，也沒有大眾的生活規制。勇猛過火，會引來身心疲憊而產生禪病；懈怠放逸更會使人放棄修持，退失道心，並且從心力而言，個人的心力是極其有限的，初初修行的人，也無法造成修持道場的氣氛，而集體修行，縱然沒有明師指導，尚有其他同修的彼此照顧，互相糾正，只要知見正確，不會發生太大問題。此外，在團體中修行，由於共同生活的制約，且有同修之間的制衡，會使人逐步前進，所以，比較安全。因此，如果能結合多人共同修行，以同樣的方式，相同的目標，共同的心態，同樣的作息時間共修，就會形成修行道場的氣氛，其中只要乃至一人正常修行，就會使得全體導入正軌。而縱然是修行已久的人，偶爾能夠參與集體修行，也是有益的事，所以，當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常有弟子一千多人，追隨佛陀過僧團的生活；在中國佛教史上，不論那一宗派，人才輩出之時，多是由於集體修行產生。因此，將禪宗的寺院稱為大海叢林。修行者的根器，雖有大小、利鈍之不等，如果腐敗了，反常了，就會被海水棄之於外。叢林之中，林木雖有大小、粗細，但是無不挺拔向上，否則就接受不到雨露、陽光，就會自然地被淘汰了。

另外，經常聽說「信佛三天，佛在眼前；信佛三年，佛在西天。」其實這是對佛教的一種誤解，認為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，就等於完成了究竟圓滿的佛果，也就是說，只要心回意轉，馬上就可以花開見佛，或者立即成佛。而一旦信佛並開始學佛之後，才知道成佛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。

因此，所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意指在逐漸地成就佛之功德的開始，亦即指完成了自己能夠成佛，也必將成佛的第一步。認同眾生與佛本來一體，無二無別，只是在迷為眾生，悟即為佛，並不是說，當我們承認自己有成佛的可能之時，就已同時完成了佛的福德和智慧。

也有一種情況是，學佛之初勇猛精進，覺得佛果指日可期，而且他們也的確能夠重重突破，似乎煩惱迅速消除，智慧速疾增長；但是日久之後，仍然覺得煩惱未除，反而感受到障礙重重，業障、魔障、病障層出不窮。如此一來，可能有兩種結果：知道了學佛不是一朝一日或一生一世的事，乃是多生多劫不斷修行的事，所以不在急於成佛，而能改採腳踏實地、逐步前進的心態，甚至報持不問收穫，但自耕耘的態度，努力修學。另一種則是對佛法失去信心，認為開悟成佛之說，只是一種觀念或理想，解脫煩惱，轉凡成聖，乃係不可能的事，所以放棄修行，或者改信其他宗教，以期獲得另一種方式的歸宿。

縱合以上諸種情況，可得一個結論：「學佛越久，離佛越遠」的問題，是基於「斷煩惱、證菩提」的觀念而起。如能體會到無求、無得，方證無上的佛道，但以佛法用之於現實人間的日常生活，即能解除許多矛盾的心結或情結。若不急求斷煩惱而證菩提，煩惱自然已在減少，那樣的話，不僅不會感到學佛越久離佛越遠，而且會使你突然發現，佛就在你的眼前。只要自心與佛的慈悲與智慧相應，自心即是佛的全體大用。因此，〈宗鏡錄〉的作者永明延壽禪師主張：「一念相應一念佛，唸唸相應唸唸佛」。若將佛的慈悲與智慧，應用於日常生活，而不急求了生死證涅槃，就不會產生「學佛越久離佛越遠」的誤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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菩薩低眉，金剛怒目

《華嚴經》云：「心如工畫師，畫種種五陰，一切世界中，無法不造作。」，說明人心是能善、能惡、知善、知惡的本源。

心，既是導引肢體語言行為的「善惡」，也就能表現人性本能與心理行為的「愛恨」。因此「愛」與「恨」是一體的兩面，人為了能滿足私慾，就有無限的「貪愛」，一旦私慾難滿時，「忿恨」就隨之而起。

因此，從「自我」的觀點來看，「愛與恨」是心理的，也是本能的，而愛與恨往往是人間的苦因，煩惱源頭。

然而，愛與恨雖然是相對的，但也不盡然是絕對的；也就是說，「愛」未必全然是好的，而「恨」也未必都是不好的，唯有「大愛」和「大恨」，以公益為出發，「愛」與「恨」才有正面與積極的意義和價值。

大愛是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的佛菩薩，是一種無污染、純淨的愛，如人饑己饑，人溺己溺。

大恨是大意志、大威德，是一種瞋恨的昇華；也就是憤怒金剛、威攝邪魔的公義伸張。《涅槃經》中，指出如有人危害社會而使社會受災難時，菩薩會予以制止，阻其作惡，而菩薩已發願承挑制止惡人的一切結果。「愛」與「恨」有不同的層次與境界，於佛法而言，不落愛恨是超脫的菩薩，有愛無恨的是世間的聖賢，而人世間的凡夫，是「有愛有恨」的。

既然，有愛有恨，「菩薩低眉，金剛怒目」，懷抱「慈悲心」的愛與恨，才是現代人應有的情懷。一切要愛得有意義，也要恨得有道理，內心清明自在的「愛與恨」，才是無掛礙的「愛與恨」。

《維摩經》說：「菩薩是向眾生中求的。」菩薩之所以成為菩薩，佛之所以成佛，是因為有眾生讓他度，有眾生讓他作功德，所以，菩薩成為偉大的救世者，佛能完成福德和智慧的大圓滿者。如果沒有眾生讓他們度，讓他們服務，那他們就不能成為菩薩，不能成為佛了。芸芸眾生並沒有給菩薩與佛任何回饋，在沒有任何回饋之中，他們本身已經完成了自我成長、自我建設、自我成就，從這個觀點看，「給人方便」就已經成就自己，實在很划算。

《梵網經菩薩戒本》說：「應代一切眾生，受加毀辱，惡事向自己，好事與他人。」而在《瑜伽菩薩戒本》卻規定菩薩不得不護雪（護持雪恥）外來的「惡聲、惡稱、惡譽」。這是說，為了愛護眾生，應代眾生受怨受辱；為了維護三寶，應該護雪惡意的中傷。再說，菩薩對眾生，當存慈悲心，但在必要時也應以威折的方法，使得眾生馴服。所以，菩薩若見到有些人應加呵責，治罰、驅逐、默檳（不和他說話），而不如此處置的，便犯戒。

菩薩度眾生，雖有只為眾生而不為自利的存心，但從佛法的常理上說，總以健全了自己之後，更容易發揮度他的效果。身教總比言教更能夠感人，身教配合了言教，乃是佛法化世的常軌。所以，作為一個佛弟子，他本身的言行，必須要一致。他的言行必須是：說佛所應說的話，作佛所應作的事。然後才可談到影響他人而攝化眾生。

從個人的自我教育與自我修持，而到度脫眾生，這是上求佛道以自度，下化眾生以度他的菩薩之道。但是菩薩的精神，絕不是只在於自度的工夫之中，乃是於一邊修行自度，同時也要從事於兼度眾生的工作。並且他們在基本觀念上，沒有自度的存心。他們之將自己健全起來，目的是在利用健全的自己以度眾生，而不是要使自己首先度脫生死的苦海。

個人健全之後，便可影響他的家人親友，感化他的家人親友，進一步影響他所處的時代和環境，形成一種佛化的風氣，造成佛化社會的人間淨土，這是菩薩行的主要任務和目的。

作為一個菩薩，他的境界越高，他所能夠影響的範圍也就越大；他的悲願力越大，他能應化的眾生類別也就越多。一般的菩薩，僅能在人間的文明地區教化；聖位的大菩薩們，卻能不離於聖位的本處而隨類示現，乃至深入最低下的眾生如傍生、餓鬼、地獄道中，應化救濟。

但是，要度眾生，單憑一股宗教狂熱的情緒是不中用的，宗教的狂熱，固然能使人們生出赴湯蹈火的勇氣，去宣傳、去辯論、去衝鋒、去陷陣、去戰鬥、去犧牲，但那決計不能持久，也決計不能產生深遠的良好影響。

佛教，是以服務社會為菩薩道的表徵，佛在往昔的無數生中，以種種身份、種種形態、種種方式，深入種種的族群中，每每能居王的地位。所謂王，就是領袖，那些領袖的地位，不是仗武力打得來的，全是以服務大眾的道德價值所感召而致的，因為，唯有真正能為大眾謀幸福的人，才是最夠資格做大眾領袖的人，才是最能贏得眾望所歸並心悅誠服的人。

因此，一個理想的居士，雖然不必在任何場合都要以領袖的姿態出現，至少，他該是受到任何場合所歡迎的人，乃至是能受到任何場合所尊敬的人。

一個佛教徒的本色，應該是多盡義務，少享權利，才能獲得他人的愛戴。

因此，佛為統攝一切團體──社會的要求，說了四種德目，稱為四攝法。攝是統攝和攝受，也就是領導或化導的意思。所謂四攝法，就是領袖人物所不可缺少的四種處世方法，切實地做好了四攝法的工作，便能感化群眾，也能領導群眾了。

四攝法的名稱：

（一）佈施

佈施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，佛教凡是涉及社會人群的德目，無不注重佈施，因為唯有佈施，才能使得社會的貧富，得到適當的調節，也唯有佈施，最能表達佛教的慈悲精神。事實上，為三寶出錢，最好稱為恭敬供養，為貧病孤苦的賑濟，才是名符其實的佈施。

當然，佈施是一種福業，佛將福業的對象分為八類，稱為八福田，那就是：佛、聖人、和尚、阿闍梨、僧寶、父、母、病人。在這八種福田之中，居士在家應當首重父母，其次是佛、聖人等，不供養父母而來供養三寶，那不是佛所希望的事。但是《梵網經》中又說：「若佛子，見一切疾病人，常應供養，如佛無異；八福田中，看病福田，第一福田。」這就是鼓勵大家多做慈濟事業。供養三寶當然要緊，救濟貧病於死生的邊緣者，尤其要緊。平時除了父母，當以供養三寶為第一；遇到特殊情況，若有餘力，當以濟困扶厄為第一。

（二）愛語

所謂愛語，是用和悅的態度，來與他人共同談論，這是由於悲心的自然流露。因為，菩薩看眾生，沒有一個不是自己的至親骨肉，沒有一個不是大善知識，沒有一個不是未來的佛，只有敬之愛之而唯恐不及。所以，佛教所說的愛語，不僅是談話的技巧而已，而是一種真誠懇切、和藹融洽、感人肺腑的談話。這就是得到了佛化實益之後的一種受用，一種智慧，一種修養。比如，對於苦難者的慰問，對於失敗者的鼓勵，對於成功者的讚美，對於頑劣者的勸勉（必要時也可以用呵斥來達成勸勉的目的）等等。一種和悅而懇切的談話，總是受人歡迎的，這種談話，便能促成社會的和樂、進步、安寧。我們知道，最善於調解糾紛的人，也必是最適宜做領袖的人，至少也是最受歡迎的人。萬一遇到不可理喻的人，那也只好由著他去，不必勉強。

（三）利行

所謂利行，是指對團體公益的謀求和促進，用現代名詞來說，就是為社會服務。實際上也的確應該如此，我們在任何一個團體，均可體驗得到，凡是最能為團體利益著想，並且最能幫助大家解決困難的人，必然也是眾望所歸的人，一個偉大的領袖，必然有他對於社會所付出的貢獻──服務。

（四）同事

所謂同事，是將自己融入於他所處的社會，將自己變為社會所公有的人，隨著社會的需要而改變自己，而變成社會所需要的一個人。釋迦世尊在菩薩階段的隨類應化，觀世音菩薩的三十二應身，都是同事的最佳典型。但是，將自己融入社會，並不等於隨著社會的感染而消失了自己。融入社會的目的，是為領導社會、感化社會。所以日本的道元禪師，把同事的定義這樣解釋：「初使自己同於他，後則使他同於自己。」

一個居士，應當隨分隨力地去做，才不致被教外的人誤以為佛教徒是消極的逃世者，才能進一步地化導社會而淨化我們的社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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